在“胡萝卜炒大蒜”中，胡萝卜与大蒜彼此臻于最佳状态，超出食家预期。
“胡萝卜加大棒”， 通常是指一种奖励与惩罚并存的激励政策。形成这样的说法，只可能在西方而不会在中国。因为中国人不认为胡萝卜的实用价值与奖赏手段挂起钩来能产生什么效果，过去是，现在也是。不信？请拿一根胡萝卜和一根棒棒糖让孩子挑选，看他会青睐哪个。
西方社会看重胡萝卜是有原因的。传说，中世纪的欧洲，森林里住着一个矮老人。他是神仙，爱吃煮熟的胡萝卜。如果有人每天傍晚送一盘胡萝卜到林中去，第二天清晨他就能在盘中得到一个金锭……
这么个破传说，竟把西方人忽悠了一千几百年而且至今还让他们“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总有其道理吧。
我大致观察一下西餐普遍的食材成分构成，不难发现，胡萝卜所占比例大抵是20%-30%，如罗宋汤、胡萝卜苹果烤肉饼、鲜奶油胡萝卜汁等。法国著名大厨安托南·卡莱姆（1783-1833）于1829年在罗斯希尔德城堡做过一道“宫德家风味汤”：“洗净三品脱干红豆，放进一个大锅，放入一片瘦火腿肉、去内脏的鹧鸪、一根胡萝卜和一只萝卜、两根韭葱和一头芹菜，都捆在一起，用水盖没煮三小时。取出火腿肉和捆在一起的根类植物，用力在一个筛子上搓压。加入更多下脚料肉汤，煨两个小时，直至汤变得澄清。与油炸面包丁一起端上餐桌。”（《为国王们烹饪》）
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胡萝卜还是美食的象征？
自然，这里的“我们”，应该不包括中国人。我想，大约绝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会相信加了一根胡萝卜的“宫德家风味汤”是好吃的。
一般人接受关于胡萝卜进入中国的时间的知识，都定格于公元十二三世纪（宋元），最晚在公元十六世纪（明）。可是，日本植物学家说，日本的胡萝卜是唐代从中国引进的。
我国古农学家石声汉曾发表过这样一个观点：凡植物名称前冠以“胡”字的（如胡荽、胡桃等），为两汉两晋时由西北引入；冠以“海”字的（如海棠、海枣等），为南北朝后由海外引入；冠以“番”字的（如番茄、番椒、番薯等），为南宋至元明时由“番舶”引来；冠以“洋”字的（如洋葱、洋芋、洋姜等），为清代引入。
以石氏理论观照绝大多数舶来品，我觉得甚为靠谱，尽管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
我之所以偏向于胡萝卜在汉时被引入中土，不管野生还是驯化，其实是存着一个私心：大蒜和胡萝卜都有悠久的栽种史，又都有原产于亚洲西部的说法，既然大蒜是汉代输入的，那么胡萝卜也是汉代输入岂不更完美？何况，我的深层意识是希望“胡萝卜炒大蒜（叶子）”这道菜能呈现出历史积淀的丰厚和搭配组合的正当，那该多好！
确实，我没有发现哪位高人对于“为什么是胡萝卜炒大蒜而不是其他”之问，阐发出令人信服的道理。
大蒜是抗癌之王，天下早已周知，而胡萝卜富含维生素A原，声名卓著，不遑多让。其中最大的梗，在于维生素A原的本名就叫胡萝卜素！
来自医学界的一份权威研究指出：维生素A的抗癌作用在于它对上皮组织细胞的作用。肺癌、肝癌、胃癌等都是由于上皮组织病变生成的，而维生素A能使已经往癌细胞分化的细胞重新转变成为正常细胞。
把喜欢吃“胡萝卜炒大蒜”看作目的在于招呼“强强联合”的抗癌盟军或者抵消对于眼睛的不利因素（多吃大蒜对视力不利，多吃胡萝卜则对视力有利），那是对美食爱好者的侮辱。虽然胡萝卜搭配任何食材都显得味同嚼蜡，勉勉强强，比如炒素里的胡萝卜片、胡萝卜炖羊肉以及胡萝卜白萝卜拌成双色萝卜丝等，不过，似乎没有人宣称胡萝卜炒大蒜违和，不可接受；连对大蒜最抗拒的、饮食习惯最保守的上海老辈人都不时地要躬行践履，炒作一番。
在“胡萝卜炒大蒜”中，胡萝卜好像不再犟头倔脑，变得软糯而不失弹性；大蒜也仿佛收起那种蛮横粗野，化作温存内敛、神完香足。两者彼此臻于最佳状态，超出食家预期。
爆炒后胡萝卜大蒜散发出的气息，非但没能赶跑矜持的时尚小姐姐或耍酷的高净值老爷叔，反而刺激他们果断猛吸几下，从而找到生命的真实状态。
为什么是胡萝卜炒大蒜而不是其他？答案尽在不言中。
营造和谐氛围，“胡萝卜加大棒”还不行，得靠“胡萝卜炒大蒜”才行！（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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