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闹得沸沸扬扬的“江歌案”，在案发将近6年后，所引发的余波仍未消弭。
日前，自媒体大V“作家陈岚”在网络上连发数条微博，公开质疑江歌妈妈江秋莲收到的巨额善款明细不公开。对此，江秋莲发布视频，称“搞不清楚大家帮助我多少钱，都怎么来的”，并声泪俱下地请求“你们调查我”。3月14日，#江歌妈妈哭求调查自己资金来源及去向#登上微博热搜，截至记者发稿，话题阅读量已达4亿，而善款来源及去向问题仍未明晰。
江秋莲哭诉视频。
从罗尔到林生斌，再到江秋莲，近年来，社会热点事件的当事人，在接受公众捐助后总免不了陷入舆论“反转”的漩涡，也令公益事业信任危机频现。而这或许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一点：善款的监管问题，依旧任重而道远。
从“为女儿讨还公道”到一封“民间借贷纠纷调解书”
2016年，留日女生江歌被闺蜜刘鑫的前男友陈世峰用匕首杀害，引发公众关注。独自抚养女儿长大后痛失爱女的江歌妈妈江秋莲，因坚持为女儿讨公道，不懈追究凶手及刘鑫的责任，数次成为舆论焦点。
在此过程中，江秋莲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同情，不少人以捐款的方式表达对她的支持。那么，江秋莲总共接受过多少次社会捐助？对此，陈岚在质疑喊话中并未明确，但她称，江秋莲自2016年11月案发后就开始向全社会公开求助，并公布了自己的支付宝账号，随后又全面公开银行账号、微信号、微博打赏等一切收款渠道，接受网友捐款。
记者留意到，江秋莲个人认证微博拥有230万粉丝数，因微博内容设置为半年可见，早前信息已无从查询。不过，在江秋莲微信公众号2017年3月发布的一篇题为《为爱女伸冤遇困难求助好心人！》的推文中，她称“昂贵的跨国律师费、翻译费、旅途费等费用像座大山一样压得透不过气，特发此文求助广大爱心人士帮帮我，别让我倒在为女儿伸冤的路上”，随后在文中公布支付宝、微信和工商银行(601398)账号。
几乎在同一时间，江秋莲也在“轻松筹”平台上发布求助信息，以“为无辜遇害的爱女远赴日本打官司”为资金用途，目标金额为30万元。在金额筹集到位后，筹款渠道关闭。
微信公众号及“轻松筹”发布信息
除去个人筹款和平台筹款，热心网友还通过充话费、微博转账、文章打赏等方式给江秋莲提供“支持”。
2018年8月17日，江秋莲通过微信文章《对信任我的好心人说几句》，简要说明了捐款情况，表示“本人发起的求助捐款，只有2017年3月份在“轻松筹”求助30万元，其他是爱心人士的私下帮助。大家帮助我的钱，除了我基本生活费，全部用于为我女儿江歌讨还公道”。江秋莲在文中还称：“‘轻松筹’求助的30万元远远不够，而其他私下的帮助，我也没有必要公开。”
2018年，江秋莲发布《对信任我的好心人说几句》，简要说明捐款情况
彼时，江秋莲一直在诉讼征途中，大家对这位苦命母亲的无助心态报以同情，纷纷伸出援手。
不过2020年3月，随着一份名为《江秋莲诉陈群民间借贷纠纷调解书》的公开，质疑声也开始出现。根据这封调解书，江秋莲将91万元资金借给一位名叫陈群的女性，这也让公众心生疑惑：江秋莲是否将善款用于借贷生利，而并未完全用于诉讼？
记者从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阅到的信息。
此外，还有网友实名公开检举江秋莲涉嫌多次非法购买公民信息，人肉他人住址、机票、车辆行驶轨迹等。
期间，江秋莲将网友谭斌诉至法院，指控其行为对江歌及其本人构成侮辱、诽谤，并捏造了其借女儿之死敛财、骗取捐款的事实。最终，上海二中院经审理查明，关于江秋莲认为谭斌诽谤其借女儿之死敛财、骗取捐款，江秋莲在江歌被害后通过网络轻松筹平台发起筹款，去掉手续费，筹得钱款29万余元。江秋莲在日维权支出律师费、认证费、翻译费、机票等费用共计30余万元。同时，江秋莲又通过自己的微博公布支付宝、微信帐号以及工商银行账号，接受社会捐赠，但未提供该部分其接受社会捐款的具体金额及支出情况的证据。因此，江秋莲指控谭斌捏造其借女儿之死敛财、骗取捐款对其进行诽谤的事实，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个人求助”所获捐赠是什么性质？
记者注意到，这些年围绕“江秋莲个人所得善款”问题，两种声音一直激烈对峙着。一种认为，“钱都是粉丝捐给江歌妈妈的，如何处理外人无权干涉，为何非要针对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而另一种则认为，“为江歌讨回公道和公布善款用途是两回事，江歌案关注度持久，所收善款一直不透明，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
那么，江歌妈妈的筹款究竟属于“个人求助”还是“公开募捐”？使用明细是否应当公开？善款由江歌妈妈自由支配还是必须用于求助事项？
“根据我国《慈善法》的规定，个人不具有公开募捐的资格。”浙江晓德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文明表示，但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下，个人通过网络众筹取得善款是被允许的。
记者注意到，关于“个人求助”和“公开募捐”的区别，深圳市民政局此前在官网上作出解释：公开募捐的主体是开展公益活动的慈善组织，个人求助的主体是遇到困境的个人；公开募捐是基于慈善目的，事关公共利益，是一种利他行为，个人求助是为了个人走出困境，事关私人利益，是一种利己行为。
从上述区别中也可以看出，江秋莲之前的个人筹款以及平台筹款，均属于个人求助行为，不属于公开募捐。
深圳市民政局对“个人求助”和“公开募捐”的解读。
陈文明进一步解释，公开募捐需要受到《慈善法》的约束。比如《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需要在民政部门进行备案登记，要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建立健全会计监督制度，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等。而个人求助行为则不同，目前并未有明确法律规定个人受捐助需公示财务清单。
如此一来，江秋莲收到的善款使用明细，是否就不能进行调查和监管了？
银柿财经记者发现，在《慈善法》之外，还有一些法律法规对此作了一些规定。
依据《民法典》第11章的规定，对于承诺捐赠资金使用用途的赠与，构成附条件的赠与，受益人应当按照承诺的捐款内容使用资金。
根据《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个人为了解决自己或者家庭的困难，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发布求助信息时……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
深圳市民政局也提及，个人发布的救助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如果个人发布虚假的求助信息或故意隐瞒财产、用途，属于诈骗行为，可能会触犯《民法总则》《刑法》《合同法》等法律。换句话说，江秋莲需要对自己“网络求助”的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而如果求助人捏造虚假信息骗捐、诈捐，情节严重可以诈骗罪论处，适用《刑法》的相关规定则由国家公权力机关进行调查。
“在江秋莲接受善款这件事情中，捐赠人是出于某种特定目的才进行捐赠的。”北京平商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波表示，尽管这种捐赠缺乏书面协议，但其本身仍然是民法意义上的捐赠合同关系，“赠与人有知情权，可以要求受益人告知资金明细，如经查实求助人、发起人发布的信息虚假或所筹款项未用于治疗或指定目的，捐赠人也有权撤销赠与行为”。
陈波补充指出，捐赠人没有注明用途，一般来说会作“最大善意”的解释，比如江秋莲发起个人求助是为了“给女儿讨公道”，而案件诉讼过程中造成其生活陷入困顿，只要善款的使用与案件存在关联性，可以理解为捐赠人是认可的。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基于个人捐赠是民事赠与行为，赠与人不享受税收优惠，求助人接受捐赠也应依法纳税。”陈文明特别强调，像江秋莲接受的个人捐赠，属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应按照“其他所得”项目，全额适用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缺乏明确规则”造成争议多发
不单单是江歌妈妈善款陷入争议，近年来“罗尔事件”“林生斌疑诈捐”等也卷入了舆论风波。
2016年11月，罗尔发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号称转发一次小铜人公司便会给女儿捐1块钱，同时开通微信打赏。依靠微信打赏等方式罗尔迅速筹集到两百多万的善款。但很快有人爆料他家境殷实，转发人和打赏读者认为“善心被欺骗”。2016年12月1日，深圳市民政局官方发布调查情况，《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全部赞赏作退回处理。
《罗一笑，你给我站住》
2021年6月30日，“杭州保姆纵火案”受害者林生斌宣布再婚并育有一女，引起巨大争议。之后，网友向杭州相关部门举报其“涉嫌非法公开募捐、诈捐”，杭州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称“相关部门已按照程序认真开展调查，查证确有违法违规事实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罗尔事件”涉及小铜人公司是否有资质开展募捐，而“林生斌疑诈捐”事件则牵扯到了是否以基金名义开展公开募捐。对于这两种情况，《慈善法》已明确规定，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而江歌妈妈所得善款中暂未有相关机构或者组织介入。只是不管是哪种方式，由善款问题引发的争论始终牵动着公众的神经。
“鉴于目前针对个人的捐款缺少必要社会监管，受捐人也没有法理上的公开义务，借助网络的广泛传播，部分人靠打造编造悲惨故事发家致富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违背了许多捐助人的本意，也透支了本就脆弱的道德信仰，让真正需要救助却不拥有话语权的对象难以筹到所需善款。”在知乎上，一位网友说。
“《慈善法》只将慈善组织的募捐行为纳入了监管范围。”陈文明推测，国家其实有考虑个人求助行为是否应该纳入监管，因此在立法上对个人求助也并未进行禁止。
陈文明分析，监管个人求助行为获得的善款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判断“真实性”，其中既要审核求助人发布的信息是否真实，又要询问赠与人当时捐款时的内心想法，“个人求助行为事前就缺乏相应明确的规则，事后又该如何监管？”
对此，他提出建议：“比如某些造成一定社会影响力、善款募集金额达到一定数目的个人求助行为，政府相关部门可考虑进行事后监管，也可以设立相关制度。”不过陈文明也坦言，“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如何判断，善款募集金额达到多少比较合适，这些问题至今待解。
“目前而言，如果江歌妈妈选择公布，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合适的，因为它至少保证了善款捐赠人的知情权。”陈波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