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埃琳娜·颂斯特描述了熊猫保护工作是如何塑造中国的环保活动的。
2017年，中国发布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计划建立一系列大型国家公园，其中一些公园的规模将是世界上最大的。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同的是，建立其中几个公园的明确意图是为了对引人注目的特定物种进行大规模保护。不出所料，这些计划里就包含一个大熊猫国家公园。这个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目的是将分布在六大山脉的数十个小型保护区中许多分散的大熊猫种群聚合到一起。这是对中国标志性动物“国宝”的一笔巨额投资。除了大熊猫国家公园，中国还准备建立老虎公园、藏羚羊公园和大象公园。然而，并非所有新成立的国家公园都是为了保护某个特定物种，有一些（例如青海的三江源公园）则是为了保护中国至关重要的水源和瑰丽的自然美景。
一些人认为将大型国家公园命名为某种特定动物的保护区是一种误导，而且过度强调了对魅力十足的旗舰物种的保护；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方式只不过是一种务实的手段，为的是保护很多不太出名也不太可爱但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物种。的确，为保护大熊猫而筹集的资金也会让这些明星动物周围以及更广泛的生物圈受益。
但大熊猫有什么内在价值吗？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连科学家和政府官员都将保护大熊猫和其他特有物种以及中国的自然美景视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部分。
新中国创立自然保护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初，其建立的第一个特定物种保护区就是大熊猫保护区。中国科学家与他们的苏联同行一起就自然保护区和其他科学项目进行了充分探讨。1956年，包括副院长竺可桢在内的五名中科院学部委员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提案。同年，中国建立了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这个保护区的目的是为研究和发现自然有机体及其他能够造福整个社会的自然资源提供便利。位于东北温带地区的吉林长白山国家级保护区是中国建立的第二个自然保护区，它为研究不同气候条件下的自然环境提供了样本。
当时的科学家们也对中国的特有物种深感兴趣。生物学家忻介六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稀有的本地物种可以作为重要的自然名片，为中国的自然财富添砖加瓦。忻介六认为，如果某一物种对一个地区或国家来说是独有的，它就能非常有效地发挥这一作用，并举了大熊猫的例子。由此，大熊猫成为了值得保护的物种，因为它在生物学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中国所独有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国内对大熊猫的兴趣猛增，并且这种兴趣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有增无减，一开始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1955年北京动物园引入了三只大熊猫幼仔以及随之而来的新闻报道。
而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大熊猫就一直是西方迷恋的目标，因为当时它尚未被很好地纳入西方物种分类的范畴。而关于大熊猫的分类学争论驱使西方猎人和捕兽专家在20世纪初纷纷前往中国。当然，由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几乎一直处于战火之中，当时中国人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本土特有的野生动物。
“稀有的本地物种可以作为重要的自然名片，为中国的自然财富添砖加瓦。”
很快，评论员们就开始写文章阐述这种独一无二而又所知甚少的动物在引导大众科学思考方面的用处。早期报道着重强调了大熊猫为中国独有物种这一事实，从而引发了中国人对它的巨大兴趣。尽管没有经过正式调查证明大熊猫数量的稀少，但这种动物神出鬼没，所以给人留下了稀有的强烈印象。大熊猫在生物学上的独特性、特有种的身份、以及显示出的稀有性使其在1959年被列入中国亟需保护的九大珍稀物种。
中国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建立了第一处特定物种保护区。1962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将19种动物列为“珍贵稀有”物种，号召相关省份“在其主要栖息、繁殖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加以保护”。与“经济价值高”的二级保护动物相比，这19种动物属于“严禁猎捕”的范畴。
四川省是熊猫的主要栖息地。该省和地方的政府官员最先响应“指示”的号召，三年内就在川北的平武县建立了中国第一处熊猫保护区——王朗自然保护区。紧接着，原本是森林保护区的卧龙大熊猫保护区也成立了。
当时，大熊猫的生物学独特性并没有被视为“挣钱”潜力。实际上，新中国的头20年中人们认为大熊猫是缺乏经济价值的。政府保护大熊猫的意愿“不仅仅是出于单纯的经济价值或科学上的重要性”。
对中国来说，六十年代初是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对隔离的时期。大熊猫在西方的人气与中国当时建立大熊猫和其他珍稀物种保护区的决定几乎毫无关系。决策者们有一种保护这个中国特有物种的国家自豪感和责任感，与外部意见无关。
直到七十年代，大熊猫在中国国内和国外有着不同的存在意义。在国外，自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1961年将其作为标志后，大熊猫就成了野生动物保护的象征。在国内，大熊猫则通常被用来表达国家自豪感。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正式将大熊猫作为礼物送给其他国家。大熊猫自此成为动物大使，中国和西方也开始了交流来往。
中国目前的国家公园战略不仅反映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包含了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而进行的相互协调的努力和交流。中国早期的那种因本国所特有生物多样性而产生的自豪感在这个近期关于自然保护的表述中仍然十分引人注目。
我的《熊猫：中国现代国宝的建构与保护》一书回顾了20世纪大熊猫成为中国国家象征的过程。大熊猫从难以捉摸的怪异生物到世界最受欢迎的动物的转变过程，与中国自然保护政策的发展水乳交融，共同前进。大熊猫的现代历史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斗争、中国经济增长和外交政策相互交织，因为大熊猫的这段历史正准确地反映了自然环境在中国自己的民族认同感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作者：宋·雅兰
翻译：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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